《詩經》是尚古社會的壯麗史詩
作者：劉夢溪
來源：《中華讀書報》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玄月十一日丙辰
耶穌2023年10月25日
《詩》是周代的一部詩歌總集，從周初到晚周（少數到戰國），五百年社會生涯的整體世界盡在此中。但就其內容涵蓋的歷史縱深而言，則遠不止有周一代的生涯史跡——包含夏商甚至“三皇五帝”傳說時期的遺跡，也能夠在頌詩中找到根苗。長期以來，認為中國沒有史詩，成為占據思惟文明研討的主流，真可謂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”者。經常擺在我們眼前、從小曾作為日課、被孔子稱為“一言以蔽之”曰“思無邪”的《詩經》，實際上是當之無愧的我國尚古社會的壯麗史詩。
《詩》最早有三千余篇，經過孔子刪訂，得三百零五篇，故約稱為“詩三百”或“三百篇”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寫道：“古者詩三千馀篇，及至孔子，往其重，取可施于禮義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，鹿鳴為小雅始，文王為年夜雅始，清廟為頌始’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。”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中華書局國包養價格學文庫本，第1733頁）史遷所記，應為實錄。司馬遷本來已明文標出，《詩》所涵蓋的歷史時序，是“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”，我們卻習慣性包養網評價的視而不見了。
本文作者近照
《詩》分風、雅、頌三部門。風又稱十五國風，包含周南十一篇、召南十四篇、邶風十九篇、鄘風十篇、衛風十篇、王風十篇、鄭風二十一篇、齊風十一篇、魏風七篇、唐風十二篇、秦風十篇、陳風十篇、檜風四篇、曹風四篇、豳風七篇。雅分年夜、小，小雅七十四篇、年夜雅三十一篇。頌有周頌、魯頌、商頌，共四十篇。風、雅、頌合計，是為三百零五篇。
十五國風以平易近間歌謠為主，地區分布在長江以北包養留言板、黃河道域受周皇帝統攝的各諸侯國的廣闊地區，是以各地的詩風亦因禮俗殊致而有所分歧。傳統詩注家認為周南、召南能得其正，縱寫男女，亦謹飭而不掉其軌轍，所謂“發乎情，止乎禮義”者。故《毛詩正義·詩譜序》將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和小雅《鹿鳴》、年夜雅《文王》之屬，視作“《詩》之正經”（《詩譜序》，《毛詩注疏》上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5頁）。孔穎達疏亦云：“《周》、《召》，風之正經，固當為首。”（《周南關雎詁訓傳》，《毛詩注疏》上冊，第3頁）鄭風和衛風否則，所寫年夜都是男女情事，並且絕不避諱地抒寫情愛的歡愉與快樂。孔子以此有“放鄭聲”之說。《論語·衛靈公》記載，顏淵問怎樣做才幹管理好一個邦國，孔子答覆說：‘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》、《舞》。放鄭聲，遠佞人，鄭聲淫，佞人殆。’”“放鄭聲”的來由是“鄭聲淫”。此處需求防止一個誤會，即以為孔子是個欠亨情面的老呆板。要了解，他談的是若何治國，并不僅僅是暗裡里有何種愛好的問題。而音樂又是與治理國家的政事相通的，故《禮記·樂記》寫道：“聲音之道，與政通矣。宮為君，商為臣，角為平易近，徵為事，羽為物。五者不亂，則無怗懘之音矣。宮亂則荒，其君驕；商亂則陂，其官壞；角亂則憂，其平易近怨；徵亂則哀，其事勤；羽亂則危，其財匱。五者皆亂，迭相陵，謂之慢。這般，則國之滅亡無日矣。”（《禮記正義·樂記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08年，第1457頁）《樂記》還直接對鄭風和衛風發聲，曰：“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，比于慢矣。桑間靡靡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，其平易近流，誣下行私而不成止也。”（同上，第1457頁）這比孔子看得更嚴重了，不僅認為“鄭衛之音”為“淫聲”，並且直指其為“亂世之音”和“亡國之音”。當然這又不免難免對音樂的社會感化估計得過高。孔子喜歡的是古典音樂，所以他說“樂則《韶》《舞》”。《韶》是舜時的音樂，《舞》同“武”，是周武王時期的音樂。故孔子以之為正宗古典也。但他最喜歡的還是《韶》樂，稱之為：“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”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而有一次在齊聞《韶》，竟至于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感嘆而贊美地說：“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。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則孔子對音樂的態度既有為政的考慮，又有他個人的審美興趣在焉。須知，“三百篇”系夫子所刪訂，假如他完整排擠“鄭衛之音”，何如從嚴而少取。事實剛好不如是，衛風選錄十篇不說，鄭風竟然進選二十一篇，為十五國風之最多者。然則孔子于《詩》亦有尊敬歷史原存、兼收并蓄之微意，可以包養網車馬費明矣。
宋刻本《毛詩故訓傳》，圖為《周南 · 關雎》
十五國風觸及男女情事的詩篇占極年夜比重，即二南自己特別是召南，有的愛情描寫也頗年夜膽。如《野有逝世麕》，首章有句：“有女懷春，吉人誘之。”次章又云：“白茅純束，有女如玉。”而第三章：“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帨兮，無使尨也吠。”讀者難免會問，這些詩句寫的是何種事體？依《毛詩》鄭箋和孔疏的解釋，則先假設此“懷春”之女是一個“貞女”，為了和“吉人”相會，不想比及秋天了，但盼望彼“吉人”拿著禮物正正經經地來，並且需求有伐柯人先來聯繫，而不成以“無媒人而自行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上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233頁）。惋惜包養金額這些個假設是沒有根據的，指“懷春”就是不想比及秋天，也是無證自撰之言。其實詩中的本義至為明確，既寫了“有女懷春”，又寫了“吉人誘之”，顯然雙方都有靜靜相會的意愿，但女方盼望“吉人”不要太迫切，須漸漸地舒緩而為，尤其不要因動手動腳驚動得狗也叫起來。鄭注釋“無感我帨兮”亦云：“感，動也。帨，佩巾也。”又說：“奔忙掉節，動其佩飾。”（同上，第233頁）既這般，我們也就無需細釋了。
當然，“詩三百”的十五短期包養國風詠而不離男女情事自是事實，但假如以為止于愛情，就年夜錯而特錯了。風詩所展開的是有周一代的極為廣闊的生涯畫面，包含歲序流轉、農桑勞作、社會位置的懸隔所形成的不服之鳴、因生養過多對母親構成的苦楚擔負、權力中樞的荒誕不倫、淪落的貴族階層的困擾、小仕宦的無所適從，以及廣泛的道義掉信等等。本日的讀者重讀十五國風，會覺得仿佛寫的是我們身邊的人生與故事，款款而述說，時時動我心。是我們并不熟習的尚古往昔之事，亦可以參之以我們所熟習的本日之事。如《鄘風·墻有茨》寫權勢者品德淪喪，連賦三章：
墻有茨，不成埽也。中冓之言，不成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丑也。
墻有茨，不成襄也。中冓之言，不成詳也。所可詳也，言之長也。
墻有茨，不成束也。中冓之言，包養網評價不成讀也。所可讀也，言之辱也。
意謂墻是為防備不測而設，即便墻上長了蒺藜雜草，也不要除失落，省得傷了墻體。此為該詩的起興之句。因為他們里面的那些個不經之事，實在多到不知凡幾，說也說不完，張揚出往對誰都欠好，實在太丑，對寫詩者也是一種玷辱。呵呵，作詩人不想說，筆者也包養甜心不用多說了。
二
比擬之下，雅和頌的情況與風詩有很年夜分歧。小雅是周皇帝治下的近畿一帶中下層仕宦和年夜夫的作品，寫他們的辛勞和遭受的困擾，當然有時也有驕傲和歡愉。如《鹿鳴》呈現的是國君和群臣宴飲集會的場面，《六月》《采芑》都是寫撻伐過程的威武克敵，《南有嘉魚》《南山有臺》則是王事獲得勝利的勝利之歌，《車攻》寫周王率眾打獵的場面，詩的作者有時難免也心生喜氣吧。《節南山》嘲諷西周滅亡后新執政者的政事包養條件紊亂和軍事掉利，還直接點了伊尹的年夜名。《詩》的最后一章還自報家門：“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讻，式訛爾心，以畜萬邦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中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1013—1014頁）看來他不擔心打擊報復之類，婉言詩是自己所作，但為的是國家好。這讓我們了解，此詩的作者是一位名叫“家父”者。《正月》寫統治階層的昏庸腐敗，《巧舌》寫最高統治者聽信讒言，致使管理混亂。《雨無證》寫天災人禍同時降臨。《巧舌》更尖銳，年夜膽指斥統治者聽信讒言，誤國害平易近。對巧言如簧的君子揭穿得至為深入，稱其表現是：“蛇蛇碩言，出自口矣，巧舌如簧，顏之厚矣。”（同上，第1083頁）猶言以年夜話欺人，空口說白話，又說得仿佛很好聽，真是臉皮已經厚到無以復加的田地。鄭箋云：“碩，年夜也。狂言者，言不顧其行，徒從口出，非由心也。”鄭箋又云：“顏之厚者，出言虛偽而不知慚于人。”也就是凡是所說的狂言不慚。《年夜東》《四月》寫繁政所惹起的下層仕宦的訴苦和埋怨。《蓼莪》寫不忍心讓怙恃這般辛勞劬勞。《砍木》寫對伴侶的呼喚。《常棣》寫對兄弟關系的等待，名句“兄弟睨于墻，外御其侮”，就出自此詩。
假如說《詩三百》的一個主要效能是“美刺”，那么小雅當然不無“美”的詩篇，但“刺”的成分遠遠超過十五國風。“美”即稱美贊頌，“刺”即批評諷刺。十五國風也有此效能，但態度更溫和委婉，故稱作“風”，在這個意義上的“風”，是諷喻的意思。所謂“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”，以此也。《毛詩·周南召南譜》寫道：“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上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16頁）《詩三百》作為中國文學的最高范典，“美刺”本來是其原創的題中應有之義，也就是《毛詩·小年夜雅譜》的孔（穎達）疏所說：“詩兼有美刺，皆當其時，善者美之，惡者刺之”（同上，第781頁）。后世詩風假如泯滅了這個效能，無異于數典忘祖，叛離了本身的優良傳統。年夜雅的美刺感化略同于小雅，只是美刺對象的層級更高，往往是直接對最高統治者說話，即便“刺”而無效，也要一吐為快。而詩的作者年夜都是卿士年夜夫，洞悉殷周史事，熟諳周室隱情。年夜雅“文王之什”，要在回溯周朝的創業歷史和頌贊文王的好事，由后稷而公劉而文王而武王而成王，由農業立國而武功武功，威武雄霸，禮樂粲然，其史詩的性質得以充足彰顯。其美刺傾向，天然多稱美贊頌之歌。這就好像世界上的那些史詩一樣，好漢主義往往是史詩的靈魂。但三十一篇年夜雅，除了十篇“文王之什”，其余二十一篇，基礎上都是諷諫和批評之作。此種情況實與王朝的興衰有關。當周朝處于發遑時期和全盛時期，美政驕人，平易近德歸厚，詩人豈有不稱美之理。“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。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”（《年夜雅·文王》）此言文王是受天之命而作周也。鄭箋云：“文王初為西伯，有功于平易近，其德著見于天，故天命之以為王，使君全國也。”（同上，第1370頁）又云：“言新者，美之也。”（同上，第1甜心花園370頁）誦念此詩，壯美之感不由油但是生。《年夜雅·文王之什》的最后一首：“文王有聲，遹駿有聲。遹求厥寧，遹觀厥成。文王烝哉！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下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1510頁）斯為頌贊從文王到武王的周德之盛，意謂，善乎美哉，這般深得人君之道的王者，宜乎令德與令聞同此輝光。但是一旦周德始衰，年夜雅的作者們便唱起諷諫勸誡之歌。《年夜雅·平易近勞》：
平易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。惠其中國，以綏四方。
平易近亦勞止，汔可小休。惠其中國，以為平易近逑。
平易近亦勞止，汔可小息包養行情。惠此京師，以綏四國。
平易近亦勞止，汔可小愒。惠其中國，俾平易近憂泄。
平易近亦勞止，汔可小安。惠其中國，國無有殘。
此詩是召穆公所作，呼吁當政者不要太折騰，因為平易近眾已經疲勞不勝，應該愛惜國中之平易近，減輕負擔，讓老蒼生滿肚子的憂憤情緒有所釋放，否則將危及社會甚至王政平安。而當周室年夜壞、道衰禮廢，社會紊亂，平易近不聊生，詩人只要和平易近眾站在一路，發出抗議之聲。《詩·年夜雅》的“蕩之什”，基礎上都是此類詩篇。斯正如孔穎達氏正義所說：“《蕩》詩者，召穆公所作，以傷周室之年夜壞也。以厲王無人君之道，行其惡政，反亂先王之政，致使全國蕩蕩然，法式廢滅，無復有綱紀文章，是周之王室年夜壞敗也，故穆公作是《蕩》詩以傷之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下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1684頁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詩·年夜雅》的刺世之作，年夜都出自公卿之手，所刺之層級固高，詩作者的層級也高于《小雅》，遑論《風》詩乎。《年夜雅》的這部門詩篇，已經不是“正年夜雅”，而是“變年夜雅”也。此正如《毛詩·周南召南譜》所說：“霸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掉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上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17頁）
這里需求詮釋兩個詩學概念，即變風和變雅。假如一個時期的詩風變成以諷刺和批評為主，借使倘使是十五國風，就是“變風”，假如是鉅細雅，就是“變雅”。孔疏對此解釋道：
變風、變雅，必霸道衰乃作者。夫全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；治平累世，則美刺不興。何則？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，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。承平則無所更美，道絕則無所復譏，情面之常理也，故初變惡俗則平易近歌之，風、雅正經是也。始得承平則平易近頌之，《周頌》諸篇是也。若其王綱絕紐，禮義滅亡，平易近皆逃逝世，政盡紛亂，《易》稱“六合閉，賢人隱”，于此時也，雖有智者，無復譏刺。成王承平之后，其美不異于前，故頌聲止也。陳靈公淫亂之后，其惡不復可言，故變風息也。班固云：“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王澤竭而《詩》不作。”此之謂也。然則變風、變雅之作，皆霸道始衰，政教初掉，尚可匡而革之，追而復之，故執彼舊章，繩此新掉，覬看自悔其心，更遵邪道，所以變詩作也。以其變矯正，法故謂之變焉。季札見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！猶有先王之遺平易近。”是由王澤未竭，平易近尚知禮，以禮救世，作此變詩，故變詩，霸道衰乃作也。（同上，第17—18頁）
孔疏對美刺和變風、變雅作了三種區分：一是全國有道，承平之世，用不著“美”，也無須往“刺”，或許說美刺包養網評價都在正常范圍，故風雅勢必歸于“正經”；二是霸道開始陵夷，掉政初現，另有改革與匡正的余地，此台灣包養網恰是變風、變雅興起之時；三是假如到了“王綱絕紐，禮義滅亡，平易近皆逃包養管道逝世，政盡紛亂”的田地，那就“美”當然不德，“刺”也沒有興趣義了。依《易》道，那是“六合閉，賢人隱”的歷史時刻，“雖有智者，無復譏剌”，不如坐待其亡可也。
三
“頌”的情況與風、雅宜有分歧。《三百篇》的頌詩，包含《周頌》三十一篇、《魯頌》四篇和包養站長《商頌》五篇，年夜都是祭奠和年夜型典禮的頌贊之歌，也被稱作廟堂之歌。“三百篇”的史詩性質，在周、魯、商“三頌”部門，表現得最具典范性。《周頌》的含躲最富，觸及從周公攝政到成王即位的整個歷史時間段，內容則是對盛周時期功勛德業的歌頌。《毛詩正義·周頌譜》寫道：“《周頌》者，周室勝利致承平德洽之詩。其作在周公攝政、成王即位之初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下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1870頁）孔疏解釋說：“據全國言之為承平德洽，據王室言之為功成治定。王功既成，德流兆庶，下平易近歌其德澤，便是頌聲作矣。然周自文王授命，武王伐紂，雖屢有豐年，未為德洽。及成王嗣位，周公攝政，修文王之德，定武王之烈，干戈既息，嘉瑞畢臻，然后為承平德洽也。”（同上，第1870頁）這個解釋很有興趣思，意謂周文王和周武王時期，雖有盛業豐年，但由于撻伐沒有結束，所帶來的生靈涂炭是難以想象的。《周書·武成》記載的：“甲子昧爽，受率其旅若林，會于牧野。罔有敵于我師，前程倒戈，攻于后以北，血流成河。一軍裝，全國年夜定。”（《尚書正義》，十三經台灣包養注疏標點本，北年夜出書社，第293頁）其殺戮之慘狀，由“血流成河”一語可見一斑。此刻，顯然不包養感情應是頌聲高文的時候。只要到了“干戈既息”的“承平德洽”之時，頌詩產生的時代環境方呈現出來。
《周頌》三十一篇，順次為《清廟》《維天之命》《維清》《烈文》《天作》《昊天有成命》《我將》《時邁》《執競》《思文》《臣工》《噫嘻》《振鷺》《豐年》《有瞽》《潛》《雍》《載見》《有客》《武》《閔予小子》《訪落》《敬之》《小毖》《載芟》《良耜》《絲衣》《酌》《桓》《賚》《般》。首篇《清廟》為周公祭奠文王的頌歌，鄭箋禁不住詠嘆：“於乎美哉，周公之祭清廟也。其禮儀敬且和，又諸侯有光亮著見之德者來助包養意思祭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下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1883—1884頁。）《昊天有成命》，是為郊祀六合之年夜禮。鄭箋云：“有成命者，言周自后稷之生罷了有王命也。文王、武王受其業，實施品德，成此王功，不敢自安適，早夜始信順天命，不敢解倦，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全國。寬仁所包養一個月以止刻薄也，安靜所以息暴亂也。”（同上，第1911頁）鄭康成以“寬仁安靜”四字，為施政良方，蓋寬仁可以避免苛政，安靜可以防止自我釀亂。以今語解之，也就是不折騰是也。
《噫嘻》是頌贊成王重視農耕、催促農夫及時播種百谷的好事。鄭箋不由又發出贊嘆：“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，其德已著至矣。謂光被四表，格于高低也。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，使平易近耕田而種百穀也。”（同上，第1936—1937頁）周的鼻祖為后稷，是中國農業立國的開山祖師。后稷名棄，從小就喜歡農業，史遷《周本紀》記載：“棄為兒時，屹如偉人之志。其游戲，好種樹麻、菽，麻、菽美。及為成人，遂好耕農，相地之宜，宜穀者稼穡焉，平易近皆法則之。帝堯聞之，舉棄為農師，全國得其利，有功。”筆者每讀《史記》此“紀”，不由莞爾。難怪四五千年之后的我們當代，每年的第一號文件都關乎農業。不用驚訝，誰讓我們是農業專家后稷的子孫呢！別忘了，他還是帝堯頒賜的“農師”呢。這可不是現在農口的各種五花八門的職稱所能比并，必定是總理全國的總“農師”。《周頌》的《載芟》《良耜》，跟《噫嘻》相呼應，也都是關于成王德洽高低、光被四表之時，地步經營者樂農力耕播種百谷的熱烈場面。《載芟》三十一句，無妨一看全詩——
載芟載柞，其耕澤澤。千耦其耘，徂隰徂畛。侯主侯伯，侯亞侯旅，侯彊侯以。有嗿其馌，思媚其婦，有依其士。有略其耜，俶載南畝，播厥百谷。實函斯活，驛驛其達。有厭其杰，厭厭其苗，綿綿其麃。載獲濟濟，有實其積，萬億及秭。為酒為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。有飶其噴鼻。國家榮譽。有椒其馨，胡考之寧。匪且有且，匪今斯今，振古如茲。
宋刻本《毛詩故訓傳》，圖為《周頌 · 載芟》
這首頌詩寫出了三千五百年前的農夫們，在地步里樂農力耕的歡快氣象。西周的地盤軌制，凡所治下的地區都歸周皇帝一切，所謂“普天之下，難道王土。率土之濱，難道王臣”是也。成周時期受封的諸侯，級次位置的鉅細取決于封地的多寡。公卿也占有大批地盤，并可以賞田給臣下。一家一戶的農夫，則擁有有可供經營的私田。年夜的農戶不僅有地盤，還有傭賃的閑散人等。《載芟》所寫的力耕畫面，看來是年夜的農戶男女老小傭工齊上陣的態勢。侯主是家長，侯伯是長子，侯亞是伯父叔父，侯旅是家中的後輩們，侯彊是家中雇傭的無力氣的傭賃者。地步有已經耕作過的，有新開墾的，無論哪種，都須先除草砍樹，松動泥土。松土是個力氣活，光有挖土松土的專用東西良耜還不夠，還需求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一路來發掘，亦即耦耕。當此盡家之眾辛勞勞作之際，飄散著噴鼻氣的飯食送來了，這是密斯們的餉饋，勞作者們立即忘卻疲勞，繁殖出無限愛意，禁不住“思媚其婦，有依其士”。而當一年下來，“載獲濟濟，有實其積”的慶豐收時刻，需求制作瓊漿，敬祖先，祭神明，謝百眾，是為酒醴。孔疏說：“此所為之酒醴，有如椒之馨噴鼻，用之以祭奠，為鬼神降福，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。”《周頌》的《載芟》《良耜》諸篇，經常作為實證為治西周史的學者所徵引。
魯頌四篇，一為《駉》，二為《有駜》，三為《泮水》，四為《閟宮》。《毛詩正義·魯頌譜》寫道：“魯者，少昊摯之墟也。”又說：“在周公歸政成王，封其元子伯禽于魯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下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2040—2041頁）這個故事有點波折。先看“少皞摯之墟”是何義。少皞姬姓，是傳說中的黃帝的長子，名字叫己摯，當時是東夷部落的首領。地點國都開始在山東莒縣，后遷至明天的曲阜。少昊摯之墟，就是少昊的故址。再看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的記載：當武王伐紂樂成，“封周公旦于少皞之墟曲阜，是為魯公。周公不就封，留佐武王。”（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，中華書局國學文庫本，2011年，第1389頁）兩年后武王崩逝，成王即位，周公包養女人攝政。于是“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”，并告誡伯禽說：“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全國亦不賤矣。然我一沐三捉發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掉全國之賢人。子之魯，慎無以國驕人。”（第1391—1392頁）這樣我們就了解曲阜這個處所，可是有來歷、有淵源的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極分歧尋常的處所。然則周公之后五百年，而有孔子誕生于魯國的曲阜，也許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經埋下伏脈了。以此周公成為孔子最崇仰的現代圣人的典范，就是很天然的工作了。其他暫且不論，就周公對代己就封于魯國的伯禽所說的那一番話，就足可成為萬世金銘。
《論語·述而》記載，孔子一次慨嘆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”這說明孔子是經常夢見周公的。在年齡時期，魯國是一個比較弱的小國，但周朝的禮器和禮儀傳統在魯國保留得最多。據《左傳》定公四年記載，伯禽代周公封于魯的時候，為昭周公之德，帶往大量祝、宗、卜、史（包含年夜祝、宗人、年夜卜、年夜史等）方面的專業官員，和相關的備物、典策、訴訟包養網dcard、彝器（《年齡左傳正義》，十三經注疏標點本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第1546頁），可以為證。亦是以，才有晉侯派使者到魯國觀禮的事。《左傳》昭公二年記載：“春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，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。觀書于年夜史氏，見《易象》與《魯年齡》，曰：‘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也。’”（同上，第117包養留言板2—1173頁）現在看來，晉侯使韓宣子來魯國觀禮這件事，可說得上是年齡時期的“一年夜事因緣”。此段記載特別提到，韓宣子在魯國年夜史氏那里，看到了《易象》和《魯年齡》這兩件稀世國寶，使他不由發為感嘆：“周禮盡在魯矣。”並且由此聯想到周公的美德和周所以王全國的深層緣由。孔氏穎達認為，《易象》應該各國都有，但魯國保留的《易象》沒有增改（第1173頁），更具有原真性。更主要的是《魯年齡》，這是魯國所獨有的寶貝。由此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聯想，即魯國所獨具的這些周朝的典籍和典章的傳統，也許就是我們的年夜思惟家孔子誕生魯國的歷史和文明的緣由吧。
明了上述這些歷史和文明淵源，魯頌所頌者何，就不用多所解讀了。《駉》，頌贊魯僖公治國無方，成績粲然。《魯頌譜》寫道：“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儉以足用，寬以愛平易近，務農重穀，牧于坰野，魯人尊之，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，而史克作是頌。”（《毛詩注疏》下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3年，第2046頁）此頌詩的作者是魯國的史官名史克者。然何故又要向周室請命呢？孔疏認為是由于魯國的位置包養網VIP特別，請命而后作頌，表現非分特別盛大的意思。故孔疏云：“言魯為皇帝所優，不陳其詩，不得作風，今僖公身有大德，請為作頌。”（同上，第2047頁）《有駜》是頌僖公能遵照君臣之禮和君臣之道。《泮水》是頌揚僖公為興學、倡明禮教而重建泮宮的好事。《閟宮》則頌贊僖公能夠恢復當年周公獲封時的七百里地區，不辱祖德。故此頌之所頌，不止僖公，并上溯到周的祖考。一如孔疏所說：“作者將美僖公，追述遠祖，上陳姜嫄、后稷，至於文、武、年夜王，爰及成王封建之辭，魯公受賜之命，言其所以有魯之由，與僖公之事為首引耳。”（同上，第2078頁）
《商頌》原有十二篇，保存下來的為《那》《烈祖》《玄鳥》《長發》《殷武》五篇。《那》是為祭奠成湯而作，《烈祖》是祭奠湯的玄孫中宗，《玄鳥》為祭奠中宗玄孫之孫高宗。成湯、中宗、高宗，是殷商從授命到中興的德洽“三王”。成湯是授命之王，中宗、高宗是中興之主。殷商的鼻祖為契，契的母親簡狄是帝嚳次妃，因吞鳥卵而生契。契成年后助禹治水有功，帝舜乃封棄於商。故《商頌譜》說：“商之有契，猶周之有稷。”（同上，第2106頁）《商頌》的《長發》《殷武》都是對遠祖的年夜祭，所謂禘和祫是也。禘是對祖宗的單祭，祫是合祭。則五篇《商頌》，應該都是殷商的慎終追遠的祭奠之歌。包養軟體
問題是《商頌》十二篇或五篇，是從何處得來的。假如說《周頌》是當成康承平德洽之世，對其父祖功業勛炳的歌贊，其“頌聲系於所興之君，不系于所歌之主”（同上，第1872頁），那么《商頌》則是因成湯、中宗、高宗的治世之功，亦即“由此三王皆有好事，時人有作詩頌之者”（同上，第2108頁）。此處的“時人”，顯指殷商時之人，而不是周時之人。至于作頌的時間，應該是在“三王”崩逝之后，但不會晚于“商德之壞”的帝紂時期。換言之，五篇《商頌》，都是商之人“頌”三王所代表的“商德”，而不是當成周之時，《周頌》問世的同時也有人作了五篇《商頌》。但《商頌》得以保留則是商的后裔暨賢年夜夫之功。武王克紂后，嘗封紂王之子武庚以“奉其先祀”，周公攝政而武庚叛反，周公正而誅之。嗣后成王復又封紂的庶兄微子于宋，是為宋國的第一代國君。周宣王時期，有年夜夫名正考父者，以十二篇《商頌》請益“校商”于周的太師，我包養網車馬費們明天看到的《商頌》五篇，應為此次“校商”后的定稿。《周禮·地訴訟徒》：“以立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茲惟三公，論道經邦，燮理陰陽。”太師的職司重要是“坐而論道”，當為一國的最飽學之士。而正考父，則是宋戴公時期的治國能臣和保留殷商文明的元勳，由他與周的太師“校商”《商頌》，自是順理成章之事。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》以為《商頌》是正考父所作，應是太史公的誤記。對此，《國語·魯語》、司馬貞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索隱等典籍均有所是正，茲不贅。《商頌譜》孔疏也說：“微子為商之后，得行殷之禮樂，明時《商頌》皆在宋矣。”（同上，第2109頁）又說：“然則言校者，宋之禮樂雖則亡散，猶有此包養價格詩之本，考父恐其舛謬，故就太師校之也。”（同上，第2109頁）如是，則有關《商頌》的保留和“校商”之紛紜多歧的歷史故實似亦獲得厘清矣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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